出上莊，過楊林橋，東北行十裏許，即到中屯。

順弟的父親是村裡的農民，名叫馮振爽，小名金灶。

青年時參加過太平軍，隨軍裡的裁縫學得一手好裁縫手藝。

他平日勤耕苦作，農閒時便給人家做衣裳什物，為人勤儉正直，人稱金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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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個女兒。

在舊社會，重男輕女，女孩子是不受歡迎的，而且農家更特別希望有勞動力。

因此，金灶給女兒取名「順弟」，即含著順下來生個弟弟的吉利意思。

果然第二胎生了個兒子，以後又接連生了兩個女兒。

但馮金灶心裡總壓著一塊石頭。

祖上傳下來的老屋，在太平天國那幾年的戰火裡毀壞了。

他發誓要重振家業，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棟更大更講究的新屋。

然而談何容易!金灶夫婦苦做省吃，木料磚瓦還是一點也沒有著落，沒有錢!

順弟年齒漸長，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

她長得——

圓圓的面孔，有一點雀斑，頭髮很長……面貌並不美，倒穩重得很，不像個莊稼人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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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裡，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腳勤快，為人也賢慧，最得父母鍾愛，村裡人都說金灶修得了個好女兒。

順弟16歲的這年春天，上莊的星五嫂來到中屯金灶家，給順弟說媒，說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兒，人稱「三先生」的胡傳。

胡適的母親馮順弟（1873—1918），是績溪縣中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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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胡傳已經48歲了。

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兒女都已長大。

他在外邊做官，沒有個家眷實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續娶個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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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灶夫婦聽了星五嫂的來意，當下心裡為難。

一來，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將來反讓旁人笑話；二來，三先生比順弟大32歲，又是填房，怕女兒不願意；三來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兒女，大女兒大兒子都比順弟大好幾歲，這樣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兒一輩子。

因此，金灶便對星五嫂說，這件事須同女兒商量，把媒人打發走了。

晚飯後，金灶夫婦把上莊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來說媒的事，對女兒說知。

又說，做父母的也心裡為難，要女兒自己拿定主意。

順弟聽了，低著頭，半晌不肯開口，但心裡卻在緊張活動。

三先生她是見過的，人家都說是好人。

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兒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財禮應該會更好看些。

這是她報答父母的好機會，可以幫助父親建起他一生夢想的新屋。

於是，順弟暗暗下了決心，應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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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開過去了，與胡傳的八字合過了；禮單送過來了；二月訂親，三月迎娶，農家姑娘馮順弟，便變成了上莊胡傳家的官太太。

中屯馮家也造起了一棟新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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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的第二年，胡傳便把馮順弟接到上海同住。

小兒出世後剛滿90天，胡傳被調往台灣供職。

到一八九三年春天，馮順弟便帶著一家子，抱著小兒，去台灣投親，在胡傳做官的台南和台東，度過了將近兩年的很快樂的團居生活。

那時已年過50歲的胡傳，在公務之暇，剪一些紅紙方箋，用毛筆端端正正寫上楷字，教年僅20的馮順弟認字。

他們兩人又一起教剛過兩歲的小兒也開始咿啞識字，父親當教師，母親既是學生又兼助教。

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間最神聖的天倫之樂。

到離開台灣時，母親認了近千字，小兒也認了七百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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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那樣短暫，瞬息即逝，悲痛卻來得那樣突然，沉重。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第二年，胡適母子剛離開台灣，回到績溪故鄉不久，就傳來了他父親胡傳病死在廈門的噩耗。

「這時候我只有三歲零八個月。

我彷彿記得我父親死信到家時，我母親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門口的椅子上。

她聽見讀信人讀到我父親的死信，身子往後一倒，連椅子倒在房門檻上。

東邊房門口坐的珍伯母也放聲大哭起來。

一時滿屋都是哭聲，我只覺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彷彿記得這一點淒慘的情狀，其餘都不記得了。

」

胡適的母親遭到這般沉重的打擊，當時還只有22歲多兩個月零17天，虛齡也只23歲!她在人生的途路上還剛剛邁開幾步，剛剛嘗到一點生活的甜蜜，便青年喪夫，做了寡婦，這是一個中國婦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後母，周旋諸子諸婦之間」，再加上家業中落，經濟困窘，誠如她的兒子所說，「困苦艱難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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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23歲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盡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

而最大苦痛，莫過於許多親人的相繼死亡。

這23年間，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個親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馮振爽死。

1909年 妹馮玉英死。

弟馮誠厚死。

1915年 長女胡大菊死。

長子胡洪駿死。

1917年 長孫胡思明死。

年紀輕輕的弟妹兒孫，這樣接連死去，不斷折磨著馮順弟的精神和肉體。

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狀最為慘苦。

中屯流行血吸蟲病。

她的弟弟誠厚，幼習藥業，農忙時回家種田，感染上血吸蟲病。

玉英妹死後不久，誠厚的病勢轉重，腹脹不消，又不忍讓年老的母親知道，便到上莊姐姐家來治病。

胡適的母親服侍湯藥，夜不解衣。

誠厚的病情卻不見好轉。

她恐怕弟弟有個三長兩短，老母親的暮年就更難堪了。

聽鄉間傳說割股可以療病，一天夜裡，她便焚香禱告天地，用快刀從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塊肉來，煎在藥裡。

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將肉烤焦，夾在鍋巴中，讓弟弟吃了。

姐姐如此至誠，但和愚昧相結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

誠厚終於拋下年老的母親，年輕的妻子，年幼的兒女，撒手而逝，只給人世間又增添一個寡婦，三個孤兒。

順弟怎能不十分悲慟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長而痛苦，她居然熬過來了！是什麼力量支撐著她呢？就因為有她親生的一點骨血——她惟一的兒子胡適。

只因為這點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託在兒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將來。

為了這點骨血的將來，她願意忍受一切，獻出自己的一切，並掙紮著熬過了23年！

兒子的將來應該是怎樣的呢？她具體不知道，只是希望兒子學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

她常對兒子述說他父親的種種好處，叮嚀說：

「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

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丟臉，出醜。

）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

儘管她和丈夫只過了六年三個月零21天，她對胡傳的思想事業也不真正瞭解，但她虔誠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愛她的丈夫，可以說是一個丈夫至上主義者。

胡傳親手寫的那些紅紙方字，她也終生保存著，視為她與丈夫、兒子三人「最神聖的團居生活的記念」。

在她的心裡，丈夫胡傳簡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

而且，她又以虔誠嘮叨的述說與叮嚀，逐步在兒子的心裡也樹起了這尊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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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兒子的將來，她管教很嚴。

她沒有讀過書，卻千方百計地履行胡傳的遺囑，送兒子讀書。

績溪上莊一帶，蒙館學金很低，每個學生每年一般只送兩塊銀元。

先生教起書來自然也不肯盡心，只教學生念死書，背死書，還動輒施以體罰。

這樣，學生學起來沒興趣，便常常逃學。

胡適的母親卻與眾不同，捨得在學金上下本錢。

據胡適回憶說：

「我一個人不屬於這「兩元」的階級，我母親渴望我讀書，故學金特別優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塊錢，以後每年增加，最後一年加到十二元。

這樣的學金，在家鄉要算「打破紀錄」的了。

」

因此一著，先生便對胡適另眼相看，特別優待，認真地為他講書，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講得清清楚楚。

這使胡適得到莫大的好處。

他後來回憶說，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正是他的母親增加學金所得的大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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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留學美國那幾年，家中經濟異常困窘。

幾個哥哥鬧著分了家。

胡適的母親獨立撐持門戶，一切親戚慶吊往來，人情南北，負擔委實不輕，乃至靠抵當首飾過年，貧窘之狀可見一斑。

恰巧這時，族中胡守煥因家庭敗落，願將《圖書集成》一部大書減價出售。

胡適的母親知道兒子想得到這部書，便借錢買下了。

她寧肯自己遭受困窘，卻仍處處為兒子設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資的開明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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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兒子的婚事上，她卻很不開明。

她很早就為兒子包辦訂下了終身大事，也許是盼著早日抱孫子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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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8年11月，她歷盡寡居的艱辛，離開人世的時候，雖然只活了46歲，心裡卻應該是感到寬慰和滿足的了。

她的兒子已經學成歸國，當了北京大學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導文學革命的知名人物。

她唯一感到遺憾的，可能是最後沒有來得及抱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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