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行」還有個不成文的原則，基金會對受助對象是不設名額的，只要孩子們符合客觀要求，就可以成為資助對象。

對於自己資助的孩子，從麵試到會談，他都親力親為，給予關懷的同時，他更希望，讓孩子們知道每個生命都是有尊嚴的。

可愛滋病帶給這些孩子們的陰影，還遠遠超乎他的想像。

他看到有的孩子經常抓起拳頭說，我長大之後要找那個買血的去報仇，他們的心中，充滿了仇恨。

他曾收到一封來自監獄的信，歪歪扭扭的字跡寫著：本來我剛入獄的時候，就想跟您聯繫，但是我沒臉，是我辜負了您對我的期望……

自從母親去世後，我就徹底地變了，我恨，我恨所有的一切，我不願母親離開我，我想把她留住。

他拿著這封信，讀得淚流滿麵，自責、懊惱……

他這才意識到，僅僅是物質資助，遠不能讓受愛滋影響的孩子們擺脫苦難，這些孩子用細細的腿腳，站立於這個世界，不得不麵對這份與生俱來的災難，他們就那樣站著，低著頭，承受著，可如果孩子們的內心不強大，不能克服被歧視的陰影，那麼一生都很難「抬頭做人」。

於是他開始每天花更多的時間，和孩子們通過各種渠道來互動，幫助他們選學習專業，幫忙介紹他們工作機會，甚至還傳授戀愛心得，他為孩子們，樹立了一個，正向的長輩形象。

他還努力讓孩子們學習，畫畫、唱歌、舞蹈、戲劇等，從而幫助孩子們建立起生活的勇氣。

他還會每年都組織夏令營活動，帶著這些農村、愛滋病家庭的孩子，去北京、上海、香港，走走看看。

每次跟孩子們合照時，他就大聲喊道：「杜聰肥不肥？」孩子們咧嘴笑道：「肥！」

他在努力著，可當今社會，對愛滋病的歧視問題依然沒有化解，他說，在過去的20年裡，醫療水平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如果今天不幸人們感染了愛滋病，用藥物治療實現生命延長，已經能達到很好的療效了，現代科技已經給了生命以希望，然而當下社會卻給不了一把鑰匙，打開這些孩子心中的鐐銬。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做得越多，越感力不從心，他發現自己的做法是杯水車薪，以前從來不缺錢的他，從來沒有現在這麼為錢頭疼過。

他發現中國的愛滋遺孤竟有幾十萬，根本救不完，他陷入了深深的惶惑之中，暴食、失眠、噩夢折磨得他筋疲力盡，他常常在半夜醒來痛哭，滿腦子想的都是：「有這麼多人需要幫助，我的力量卻這麼小，該怎麼辦？為什麼這個世界這麼不公平？」

那段時間他拍的照片都是沒笑容的，還會不自覺地跟孩子一樣握緊拳頭。

朋友白先勇得知他的情形後，寬慰他說：「儘管杯水車薪，但只要幫助了一個人，就已經是功德無量了。」

他也猛然頓悟了，是啊，這就像是海灘上成千上萬，快要被乾死的海星，我們只能一個個把它拋到海裡去，可能對一個世界，我們幫了千分之一、萬分之一，但是對於被我們拋回海裡麵的那個海星，就是幫助了百分之一百，他拯救不了所有的孩子，但對每一個被拯救的兒童來說，都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