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把兒子留在車裡5分鐘，我就被告了

出事那天和往常沒什麼兩樣。我和兩個孩子，正在老家度假，他倆一個一歲，一個四歲。幾小時後，我要帶著他們坐兩個小時的飛機。跟很多帶小孩子的家長一樣，我老是覺得每天的時間不夠用。

一歲的女兒剛剛睡下，我便拉著兒子上了母親的車——我要去給他買在飛機上看電影用的耳機。一英裏距離後，我把車停在了新蓋的幾乎空蕩蕩的商店旁。就在我打開門的一刻，兒子說：“我不想進去。”他點著iPad上的小動物，把它們從一邊拖到另一邊：“我不想進去，我改主意了。

我努力讓自己靜下心來，語氣堅定地對他說：“不去買耳機的話，你就沒法在飛機上看電影。你會非常非常非常不開心。用不了幾分鐘……”他瞥了我一眼，眼神裡閃爍的不安告訴我他快要發脾氣了。

我深吸一口氣，看了看手錶。緊接著的四五秒鐘裡，我做了一件每個父母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做的事——無休無止地分析利害：陰天，不算熱，也就十度左右;停車場離商店前門很近，附近還有幾輛車;我能迅速跑進商店，抓起一副兒童耳機就出來。接著我做了一件從未做過的事——我留下他一個人走了。離開前，我把車窗開了一道縫，用兒童鎖鎖好車門，按了兩下鑰匙上的按鈕打開汽車警報器。

五分鐘後，我回來了，他沒有死，沒有被綁架，沒有受傷，也沒有被忘在那裡或是被劫車犯帶到別的州去，仍舊在開心地玩他的遊戲，看上去更像是因為從他那沒骨氣的媽媽那裡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而得意地笑。我把耳機扔到副駕駛座上，發動了汽車。

我們飛回了家。見到丈夫時，他站在行李提取處，臉色很難看。“給你母親打個電話。”他說。我撥通電話，母親正在哭——她送走我們，從機場回去時，發現家門口停著一輛警車。我被逮捕了。

老家的警察給我發了語音消息，原來，一個路人發現我把孩子一個人留在車裡，用手機拍下了整個過程，然後報了警。等警察趕到時，我已經開車走了，等他們再追著車牌號查到我父母家裡時，我已經坐上了回家的飛機。

我嚇壞了，請了律師，讓他代我向警察解釋說我是一位善良又負責任的好母親，當時把孩子留在車裡只是一時的“判斷失誤”，律師說撤訴的可能性應該很大，但是九個月後的一天，我把孩子送到學校後沒幾分鐘，我的手機響了，另一個警察給我打電話，問我知不知道有一張我的逮捕令。

▋這個世界太危險?家長心中莫名的恐懼

我想起了我的童年，騎著自行車沖上斜坡、在沒有大人看管的情況下在樹林裡玩好幾個小時、鑽進雨水道尋找河床。母親在商店買東西時，我就躺在我們家旅行車座椅上，蹬著車窗，一呆一小時。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小時候，大把時間都是在一輛敞篷野馬的副駕駛上度過的，從7-11連鎖店，到銀行、學校，他被獨自留在車裡的地方數不勝數。我們都知道行駛中的汽車是危險的，我們看過不少慘烈的交通事故，但這些可怕的事故從沒發生在我們家車上。

被控後的幾個月裡，我在無盡的懊惱和羞愧中度過，我試著理解，我怎麼就做出了一件讓警察都認為有犯罪危險的事。我能想到的最好解釋，是我被兒時記憶所麻痹，產生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人們總是說世界如何變得比以前更危險了，而我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們。我知道我不是一位糟糕的母親，但是我做了一件糟糕、危險的事。現在，我要為此承擔後果。

但是同時，我又不太清楚他們為什麼給我扣上罪名——我在五分鐘後就回到孩子身邊了!

而當我想到，一個心懷擔憂的人，看著我離開我的孩子，又看著我回到車上，把這些都錄了下來，沒有阻止我，沒有對我說什麼，只是站在一旁看著，我一離開他就報了警。我已經不是害怕，而是憤怒了。我想請我的律師對我進行“無罪”辯護，然後接受審判。可我律師的回答是那樣迅速，毫不含糊：“這個案子會交給青少年法庭審理，他們總是站在保護兒童的一邊，這是出了名的。你不會想因此失去孩子。”

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我一個最最親密的朋友，問她是否認為我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她嚴肅地回答：“嗯，我認為你做了一個壞決定。”並建議我和Lenore Skenazy談談，Skenazy曾是《紐約日報》的專欄作家，2008年，她決定讓9歲的兒子自己搭乘地鐵，因此得到了媒體贈與的“美國最糟糕母親”稱號。

(Lenore Skenazy和她的兩個孩子，一起上訪談節目)

我懷疑她會告訴我不用係安全帶、不用戴自行車頭盔、不用打疫苗，好讓我們的孩子堅強起來，作為一個生怕孩子有一點危險的母親，我不確定我能不能指望她。可她的冷靜和堅定，還是讓我動搖。

“那天你對你孩子做的最危險的事，是開車載他出了門。每天大約有300名兒童在交通事故中受傷，大約兩名死亡。”她說，“先把這個放一邊。你載著孩子到商店，急著去買點東西，你需要做出決定。現在人們說你犯了罪，是因為你把孩子置於‘危險’之中。可事實是，你做任何一個決定都存在危險。”

你倆可能會被停車場裡一個瘋狂的司機撞到;商店裡可能突然有人開槍，射中了你的孩子;他可能會在商店外邊結了冰的人行道上滑倒，磕壞了頭骨……沒有什麼選擇是沒有風險的，那為什麼有的選擇卻非法?Skenazy總結說：“人們認為不能讓孩子離開自己視線哪怕一秒。他們認為孩子需要一直在父母的全面監護之下。這種轉變並非源於事實，它是虛幻的，它源於我們心中莫名的恐懼。”

▋我們在不斷告訴孩子“請躲到我後面”

但問題是，我瞭解這種莫名的恐懼。實際上，我經常陷入無端的恐懼中。許多家長常常把“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掛在嘴邊，這種心情我很理解。我們聽說過太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比如孩子在劫車事件中受傷，或被遺忘在悶熱的汽車中，我們很容易把它聯繫在自己孩子身上。我們會竭盡全力阻止這種事情，不是因為它很有可能發生或是具有統計意義，僅僅是因為我們可怕的想像力在起作用。

最終，我被判在九個月內完成100小時的社區服務，並且參加親職教育。我感覺自己非常非常幸運，我獲準在我非常關心的非盈利機構完成社區服務，親職教育能讓我認識一些家教好手，唯一真正讓我煩惱的是這件事對我兒子的影響。

出事期間，他對發生的事情隻字未提。我也假裝他沒意識到，我認為最好還是不要提起這件事。但是，當然了，孩子是機敏的觀察者，不知何時，他弄明白了。

一天，我下車去給駕駛員窗戶邊的停車計時器投幣。“不要，媽媽。不要。警察會來的。”有天早晨，他正在看動畫片，我打算帶狗狗去前院。“媽媽，不要走!!!有警察。”

還有一天下午，上完遊泳課後，他從浴室裡出來一時沒看到我，我正跪在地上從櫃子裡拿他的鞋子。當我往上看時，我看到他在哭。“媽媽，媽媽，我以為會有人來偷走我。”

那天夜裡，我拉他坐下，試圖向他解釋。我告訴他，他是對的，媽媽上次留他自己在車裡呆了幾分鐘，這是不對的，我不該這麼做。但是現在一切都好了，媽媽不用去監獄，也沒有人要綁架他!

我告訴他：“大部分人都不會想要傷害你，大部分人都是好人，明白麼?你不用害怕。”

他慢慢點點頭，但我看得出來他對我半信半疑。我想了想，也許問題出在我告訴他“陌生人基本都是好人”這一點上。在我們生活的國家，社區帶有柵門，房子裝有安保係統，人人都警告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有些家長甚至給孩子配上了GPS，因為他們確信，如果孩子走丟了，沒有人會幫助他們……

我們在不斷告訴孩子，這個世界太危險了，請躲在我後面。

▋“被過度保護的小孩”

在事發後的三年裡，似乎越來越多人，開始討論“過度保護孩子”的危害。我們開始頻繁看到，“判斷是否過度保護孩子的八種方法”、“如何給孩子他們需要而且應得的自由”，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懷疑，我們是不是在給孩子們灌輸一種習得性無助感，讓他們長成了依附他人又自戀的成年人。

對這種懷疑的最常見的反駁，常常是我們所處的世界相比上一代更危險了。比起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全國暴力犯罪率事實上降低了。然而，讓孩子自己在公園裡玩耍或在車裡呆幾分鐘，這種曾被認為無害的行為如今卻變成了眾矢之的，甚至被拿來作為控訴父母的根據，這真的合理嗎?

我的同窗好友Julia Fierro花了很多時間思考這種養育焦慮，她猜想，或許是因為我們周邊充斥著相互衝突的極端育兒哲學，讓我們不相信自己，這些過多的信息，讓我們過分希望自己成為全能媽媽，進而以不可能的標準要求著自己，長期生活在達不到自以為的父母首要責任的恐懼當中。可以說，在這幾十年間，我們圍繞孩子患上了一種文化焦慮症。

我再也沒有在去商店時把孩子留在車裡，這樣就不用擔心孩子在停好的車子裡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了。我當然懂得要有一顆平常心，但我還是會擔心。

我擔心兩年或者五年以後，當我和丈夫覺得孩子已經不小了，可以自己去學校時，某些“老好人”會因為反對這種做法而去報警;

我擔心當孩子們在公園裡玩耍，而我坐在板凳上看書，沒有看著他們時，其他家長會怎麼議論我;

我擔心當我看到巷子裡早有七八個負責任的成年人，於是放心讓兒子和其他小孩在小巷裡玩耍，而不去看緊他時，我會被當成一個不盡心的懶媽媽。

所以即便是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我還是會不離左右，監督著、守護著、幹涉著他們。為人父母也成了一場競賽。可假使我們贏了又能得到什麼呢?一個永遠不會受傷、不會害怕、不會孤獨的孩子?一個毫無危險的未來?一個永遠安全的保證?我沒那麼天真。

在我剛開始寫這篇文章時，我的兒子(現在7歲)發生了一個小意外：他和妹妹在客廳裡玩，我正在做晚餐。我剛把菜放進鍋裡，就聽到一個可怕的聲音，像是手提箱從樓梯上滾了下來，趕忙跑過去，心想：不要發生在我身上!不要發生在他身上!我喊著他的名字，跑下樓去。他坐了起來，把毯子扯下來，身上有淤青，不停顫抖著，但是沒什麼大礙，反倒是驚慌失色的我們嚇到了他，他哭了起來。

“我沒事吧?”一開始他問道。

接著他堅定地說：“我沒事。”

您如何看待上文的觀點?是社會不安全，還是我們不懂放手?